林毅夫先生曾指出，最有活力的经济发展将提供最丰富的问题和素材，因此，21世纪将是中国有可能产生经济学大师的世纪。这一论断显然适用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全体，并正不断地被学术界用实际行动加以证明：中国内地2008年的SSCI论文数量是1476篇；而2012年，仅SSCI发表量排名前15位的中国内地大学，总量就有2500篇左右。

　　然而，正当我们自我陶醉之际，接二连三的学术不端事件成为考问学术的一种负向力量。对此，有关主管机关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2004，2009年修订后正式颁行）、《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2009）、《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意见》（2012）等。但这些文件在强调规避学术不端的同时，对于如何提升学术研究能力及学术传播力等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却很少顾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从丰富的问题和材料走向最终的问题解决之前，还需要一个方法合理、逻辑严密、证据充分的论证过程及规范的学术表达，而这些是学者自身需要练就的硬功夫。因此，要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就不能忽略研究方法和写作规范这两个“器”。

　　遗憾的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关注显然不够，这里仅从两组对比中窥其一斑：

　　其一，研究方法类出版物贫乏。10年前，笔者曾对美国、中国台湾及中国内地之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类图书出版情况做过一个简单的比较，基本结论是，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深度上我们都处于非常初级和粗放的状态。十年过去了，情况已大有改观。最近几年，国内出版了以“万卷方法”为代表的一大批研究方法的译丛，打开了国内哲学社会科学共同体的视野，提升了一些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的方法素养。但是，另一个问题又浮现出来了。在当前国际学术界方法体系非常成熟的情况下，研究者首先需要学会洋为中用，用成熟的方法来指导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但任何国家的问题都有其特定性，我们也需要不断开发出适合中国本土问题研究、用中国语言和思维方式表达的方法体系，而从出版物的情况看，这方面我们还几乎是一片空白。

　　其二，方法课程建设的薄弱。在欧美的大学中，统计、社会调查甚至逻辑思维方法等，一般都是必修的公共课程，而在研究生培养阶段，方法类课程所占的比例更高，如定性研究的基础课和提高课、定量研究的基础课和提高课，以及规范学术写作等课程的学分和学时都很重。而且，从本科到硕士、博士阶段的研究方法课程形成了成熟的体系，不同学校、不同层次的教学衔接非常方便。而国内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方法类课程完全被边缘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此处仅列其二：方法意识淡漠；方法师资严重不足。前者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相关图书的引进，正在得到明显的改善；后者要得到改进难度则要大得多。

　　相对于研究方法的薄弱，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对学术写作规范更为漠视，甚至我们的学术出版至今没有被共同体普遍采用的权威规范。对于国际社会科学界最著名的三大规范——APA格式、芝加哥格式、MLA格式，大多数学者更是闻所未闻。笔者曾查阅了我国最权威的几种期刊和几家学术出版社的注释处理方式，现状是：出版者“百花齐放”，作者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重道轻器”的基因。很多人认为，只要内容好，形式并不重要。但笔者认为，正是对这些所谓的“小节”和“器”的“无知”与“傲慢”，给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带来了三个方面的严重问题：

　　其一，降低了交流的效率和可能性。曾有记者对SCI和SSCI的创始人、著名文献学家E.加菲尔德提问：为什么SSCI收录的中国期刊这么少？E.加菲尔德的回答是：中国的文献在书写英文摘要、规范化引文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显然，对于规范的无知和漠视，已经成为我们与国际社会科学共同体交流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其二，增加了作者与出版机构的工作难度。随意翻看国内社会科学界确认的所谓权威期刊，在学术规范的问题上几乎都是各行其是，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规范。每家杂志都会在杂志的某个位置，不厌其烦地公告本杂志的写作规范。各家杂志的莫衷一是，也迫使作者们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针对不同的杂志修正写作规范，以迎合杂志的要求。

　　其三，为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温床。学术写作规范不仅仅是个形式的问题，也是对学术作品进行学术伦理审查和监督的手段之一。比如，当对关键词的提炼、间接引用的程度、图表的制作等没有明确的规定时，就容易把别人的东西弄得“貌似自己的”，从而达到“浑水摸鱼”之奇效。

　　针对以上认识，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规范课程体系，加快师资培训。要对相关课程进行体系化的设计，培养高水平的专业教师，“从娃娃抓起”，对本科生、研究生进行严格的训练，使科学方法、规范写作的意识和能力深入其学术精神。同时，教育部应该对方法课程师资建设的问题给予高度关注，拿出相应的教师培养计划，争取在短时间内使高校，尤其是研究型高校方法课程开设的规模和层次迅速提上来。

　　大胆奉行“拿来主义”。研究方法和学术写作规范最根本的特点是工具性，它只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因此，无论是哪家的工具，只要适用，便拿来用。而国际上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体系和成果，这些成果大多数具有文化共性，所以，现在拿来用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要学会有选择地用、灵活地用，以便最高效率地解决我们的问题。

　　结合本土研究，拓展创新。中国的问题有其特定性，比如，国学研究，在文献上就很难按照APA的格式机械套用。因此，有关主管部门应会同学术出版机构、学术组织一起，参考西方成熟的学术写作规范，制订一套或几套能够在我国广泛适用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争取经过几年阵痛型的矫正，建立起一套学界普遍习惯和认可的、能够与国际学术界有效接轨的学术写作规范。（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