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在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4月27日至28日，今年我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第一场暨2024乡村振兴荆楚论坛在华中农业大学举行。此次论坛以“锚定农业强国目标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由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和华中农业大学联合主办，来自全国的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深入研讨。本报现刊发部分发言摘要。
科学应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对世界减贫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呈下滑趋势。一种观点认为，在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政策指导下，会导致更有效率的民营经济出现下滑，进而产生低经济效率；另一种观点认为，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经济增长放缓。从实际来看，民营经济的发展受国际金融危机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更大。经济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抑制了以民营部门为主的出口增长，进而导致投资和就业机会下降，影响家庭收入和消费。造成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外部的出口压力。
应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的措施包括：第一，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同时积极支持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通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联动创造需求、增加就业、稳定家庭收入、促进消费增长。第二，“未富先老”的国家在面临老龄化时，可以通过提升教育质量、优化劳动力结构，实现经济增长的逆势上扬。第三，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和释放经济活力。
我国制造业发展潜力大，产品质量改善将进一步带动发展；我国在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上占据有利地位，且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能够实现规模经济，竞争力强；齐全的产业配套能够使想法和概念以最短的时间变为产品并创造价值。充分利用好国内有利优势，我国可实现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条件。
让农户真正嵌入价值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张合成
通过价值冲突治理，再造农业农村产业利益分配机制，提高种粮务农的比较效益，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基础任务、紧迫任务。价值冲突治理是指为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对价值链中相关主体及行为进行规制，以市场与非市场等手段重构价值链组织和结构体系，全面提升价值分配均衡性。农户能否真正嵌入到价值链中，参与相对公正的利润分配，成为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农户作为农业价值链的核心和根本，本应从中获得相应权利和收益。但从农业价值链内部看，销售价格上涨跟不上生产资料成本上涨、社会化服务收费项目多等导致农业比较收益偏低，同时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于城市，使得农户成为农业价值链上利益与风险的汇集点。农户创造的价值与获得的利润不匹配。从价值链关系看，主要划分为粮与钱驱动力冲突、工业与农业政绩冲突、公平与效率理念冲突以及进口与自给导向冲突。理顺上述冲突，有助于激发种粮农户的信心和热情，确保国内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通过立足乡村兴旺，防止产业导向异化，以共享理念统筹城乡融合、以优先发展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以“国之大者”理解粮价、建立农资价格与粮价协调机制、推进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付诸行动、提高农户市场谈判能力等措施，提高农民价值分享权。
推动碳金融与农业碳交易创新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王红玲
农业具有碳源和碳汇双重属性，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领域。农业碳金融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益和改善农业绿色发展空间的重要手段之一。碳金融是指与碳市场管理相关的金融活动，包括碳金融产品交易工具和融资工具。目前，中国碳金融创新发展如火如荼，已经出现了一些新案例，如基于CCER减排量的融资业务和碳汇保险。
农业碳减排是一个技术问题，需要高效利用和推广相关技术。同时，农业碳交易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如何进行交易以及如何得到公认，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一些社会交易市场，如碳普惠和碳标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碳交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碳交易对于农村赋能、农民赋权以及农业赋值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农业碳交易也面临挑战和难点。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有效的监测和检测机制，以及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基础数据薄弱。此外，由于农业生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很难准确计量不同农业生产方式的减排效果，并且缺乏相应的碳排放交易方法学。
农业碳减排及其交易对于我国的重大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加强研究和技术支持，强化顶层制度设计，以促进农业碳交易的发展。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教授宋洪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要准确把握农业强国建设的内涵特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道路。
我国受制于人均资源不足、底子薄、历史欠账多等原因，当前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仍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包括重要农产品保障供给水平低、农业科技装备水平较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较弱、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待提升以及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薄弱环节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强化以能繁母猪为主的生猪产能调控、提升农业规模化水平、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等方面入手。同时，还要加强政策支持、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效力和效能。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唐忠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重要抓手。在衡量乡村振兴的成效时，不仅要关注农业供养能力这一基础指标，还需深入考察农民收入的增长、公共服务的普及程度、医疗保障的完善以及养老保障的健全等多个方面。
当前，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与城市职工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稳步提升农村养老保险水平，将农民和职工纳入统一的养老保障体系，显得尤为迫切。同时，推动医保和房产制度改革，对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保障每个人体面居住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医疗保障领域更应强调均等化的重要性。应当致力于实现公共医疗服务的公平化，建立健全全民医疗保险统筹制度，确保每一位居民无论身处何地、身份如何，都能享受到公平、优质的医疗服务。
通过深化这些领域的制度改革，可以进一步推动农民和职工融入更加统一、公平的体系之中，为乡村振兴的最终实现奠定坚实基础。要加大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力度，确保公共服务真正惠及广大农村地区，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培育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钱文荣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形成，既要重视颠覆性、前沿性技术创新突破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又要重视农业全要素优化配置、组合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农业的颠覆性技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创新：劳动力替代创新，打破资源瓶颈约束，以及突破产业、部门界限。颠覆性技术往往可以带动大范围产业研发、商业推广和应用的落地。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加强颠覆性农业技术的顶层设计，编制长远且明晰的战略规划。其次，成立专业的颠覆性技术管理机构，构建高效独特的管理体制。同时，还需要转变颠覆性农业技术的发展思路，建立容错纠错的包容机制。在凝练颠覆性农业技术发展方向上，通过技术集成与创新，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此外，创新颠覆性技术项目形成机制，形成科学的立项评审流程。通过严格的评审制度，确保每个项目都具备高度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在培育多元化颠覆性技术创新主体方面，推动政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在资金保障方面，开拓颠覆性农业技术的资金渠道，建成稳定的研发支持机制。同时，还要破除颠覆性农业技术的遏制和封锁，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和赶超。加强与国际先进农业技术的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农业技术的国际竞争力。最后，要扩大颠覆性农业技术的应用范围，推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何宇鹏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更多的经济社会发展动能得到释放，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产业振兴提供了新基础。
农业的服务功能随收入提高作用不断凸显。以前种油菜是为了吃油，这是它的产品功能，但现在种油菜还可以赏花，这就是它的服务功能。拥有特殊生态农业资源的地区，由于功能变化而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功能转换发生的前提是，随着居民收入提高，生态服务需求增长，使得本不具备产品价值的油菜花，因观赏需要而具有了衍生的服务经济价值。农业农村向满足人们服务需求的转变，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生条件和增长空间。
由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叠加，城市化区域不断由核心圈层向外扩大。信息化的出现，使得产业空间分散化成为可能。体现在农村，就是以淘宝村为代表的农村电商经济，似乎正在实现“乡镇企业”的二度崛起。一批在区位上很难受到城市经济外溢作用的村、镇，通过平台连接，聚集了某类产品生产，使得专业村镇再度大量出现。与此同时，乡村地区的资源性产品，如土特手工艺品、农产品等，也可以通过电商发展外向型经济。
农村的托管服务和外包服务为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基础。农业生产托管形成的服务规模经营新路子，能够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载体，为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开辟新道路。土地托管模式实现了粮食生产由土地规模经营到服务规模经营的转变，使农民能分享经营收入；产销直通的电商模式促进了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使农民能够直接获得经营性收入。
农村改革要有历史耐心与温情
上海财经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许庆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农村改革创新”。深化农村改革，是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长期任务，“稳”是基础，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指出“推进农村改革，必须保持历史耐心，看准了再推，条件不成熟的不要急于去动”，强调“对涉及土地、耕地等农民基本权益特别是改变千百年来生产生活方式的事情，一定要慎之又慎”。中国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对其理解和认识不能仅停留在表面上，而要以一种深厚的历史温情去探寻和领悟。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视角审视，40多年的农村改革探索至少已取得三大显著成效：一是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二是农村的经营体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三是农村经济结构更加多元化。随着中国的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除了要用物质成就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还需要将自己的实践探索加以学理化和普遍化，从基础上打破价值偏见和思维定式。
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一是要以足够的历史耐心稳妥推进农业基础性制度改革；二是要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动摇，坚定制度自信；三是要切实增强对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重视；四是要从城乡融合层面推动农业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转型
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教授向德平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必然选择。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乡村治理的核心作用得以凸显。有效的乡村治理不仅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更是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秩序与发展张力的关键所在，核心目标在于构建一个既秩序井然又充满活力的有机社会。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外部现代性的刺激与挑战中启动的，历经了起步阶段、制度革新阶段、体系建设阶段，直至如今的深入推进阶段。随着时代的变迁，乡村治理的转型会遭遇新矛盾、新挑战。这要求我们不断创新治理模式，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确保制度设计与治理需求的精准匹配。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与要求，乡村治理需要不断增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治理目标上，从减贫转向乡村的全面均衡发展，推进乡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全面发展；治理内容上，从物的现代化转向人的现代化，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建设和发展的主体；治理主体上，从政府主导逐步向多元合作转变，促进乡村发展目标与各主体价值诉求的有机结合；治理方式上，从外部推动转向内生发展，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乡村的积极价值。通过“经济互助、社会共商、融合共享、城乡共治”的路径促成乡村治理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本版文字整理、摄影/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 通讯员 何欣悦 李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