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工部（处）通讯员王冬萍 图|学工部（处）通讯员盛楠 校团委通讯员黄艺娴）12月10日晚，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邓晓芒教授做客我校狮子山讲坛，在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与我校师生共话“中西文化正义观比较”。

“义”与先秦诸子

讲座伊始，邓晓芒对义与正义做了区别。“‘义’来源于孔孟学说‘君子寓于义’，是中国传统正义观中最广泛的说法，而‘正义’是五四以后从日本传入的一种新说法。”邓晓芒说，“义”在中国古代有三个意思。从字形、字意上来说，有威仪的意思，“义”的繁体是上羊下我，即头戴羊头以示庄重之意；从规范制度来说，有礼仪的意思，管子“君臣父子谓之义”体现了这一点，每个人处在合适的位置谓之宜；延伸意义上，有天人合一的意思，对老百姓仁德，推广与万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将“万物自然之则”上升到“人情天理之公”。

对于儒家学说中的“仁义”，邓晓芒认为，孔孟虽为一家，实则各有侧重。孔子重仁，立足于人情亲情；孟子重义，推己及人，成为天下之大道。仁与义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仁内义外”。孟子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强调了义的调节与外在规范作用，孔子的孝悌则从内心情感出发。君子之于天下也，只要合乎理，都可以，没有固定标准。义还扩展为政治制度方面，如周礼定成制度，用礼来约束规范；游离于政治外的义，是讲平等的“仗义疏财，劫富济贫”之义。

“义”与“利”

对于义与利的关系，邓晓芒谈到孔子言义不言利，墨子把义建立在利上，“万事莫贵于利”，甚至急功近利。孔子认为从亲疏爱，而墨子建立仪，即义的标准，天下之所以乱者，无政长，导致“一人而一义，二人而二义”，大家都坚持自己而否定他人，所以墨子主张统一标准“天子统天道之意”，把天意立为标准。墨家虽逐渐衰败，但墨家之义并未绝迹，反成为民间侠义精神的源头，他认为，侠义演变成“忠义”，是墨家之义转于儒家之义的体现。

“法家不讲仁义，认为仁义是不顾社会现实的，‘小者地衰而位卑’，因此坚决反对施救贫困的人，并认为施行仁政会导致暴乱不止，”邓晓芒解释说，虽然法家主张严刑峻法，但自身也意识到严刑峻法有违道德。他还谈到道家对于“义”的理解，老子认为世界如此糟糕是讲德造成的，因为仁义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大道废而智慧出”，他极端反对智慧，认为根绝智慧，抛弃仁义是追求自然的唯一方法。

“公义”与“私有制”

“梭伦认为，正义主要是为了调整财产观念，这一点同墨家相似。”邓晓芒认为，一切损害私有财产的行为都是不合理的，所谓公正，就是贵族和平民都要克制欲望，无贱无贵，一视同仁。邓晓芒坦言，西方不提人情，惩罚女神一手持天平，一手持剑，并蒙住双眼，就是强调平等与公正。这一点与中国的义不同，儒家强调差别等级，是不平等的，墨家虽有侠义，带着一定公平性，但没有形成规章制度，只是一种道德冲动。

邓晓芒说，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认为正义是矛盾，战争是普遍的，斗争是必然的，与法家“重刑者，非谓罪人也，而为止境内之邪”的观点异曲同工。邓晓芒认为，在神的眼里一切是平等的，神是理性的，人的一切法律因为神的法律而存在。中国的墨子相信鬼神，主张有天之义。

现实“理想国”：依法治国

谈到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及其《理想国》，邓晓芒说到，《国家篇——论正义》一文借苏之口批判了四种当时甚嚣尘上的正义观，包括强权政治，契约政治等，反映出私有制的矛盾。苏格拉底认为，在私有制基础上，谈正义容易被认为是为己谋私利，应从大处着眼，以大见小，撇开私利。

邓晓芒说，尽管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都提倡“理想国”，但其只存在于理论世界中，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只能建立相似制度以靠近它的状态。世俗的正义在神的正义改变下，趋于标准。“追求民主制是柏拉图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他认为政治家首要素质就是理性与逻辑，并由哲学家制定法律，依法治国。”邓晓芒还以卢梭为乌克兰制定法律为例，说明理念世界是绝对纯粹的，由理智通往法治，由外法契约转向内法灵魂之法。他直言，中国的义是天下之规范，虽然崇高但不神圣，其最终目标仍没有跳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与西方强调的公义大相径庭。

最后，邓晓芒就中西正义观比较做出结论。第一，中方人性本善论，强调互相帮助，牺牲与成全；西方则是论人性本恶，以法为等效的相互制约。第二，中方重视主观内心，固化性、潜规则与不可操作性；西方重视客观性，可操作与可修改性。第三，中方强调情理，体验与熏陶；西方则重视掌握政治科学。第五，中方讲究天人合一 ，西方则是对神的间接模仿，人神相分。第六，中方以家族血缘为中心，扩展为国家体制；西方采取民主制，实行共治。第七，中方的“义”只是仁义礼智信之一，中国更重仁孝，义次之；而西方把正义看作一切美德的总汇。

邓晓芒，湖南长沙人，1982年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主攻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