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利军研究员与博士生在实验室

一个城市的边缘学科、一个引进的科研团队、一个全球同行业的领跑者。从当初纯粹的科研“自选动作”，到如今真正的行业“国标动作”，他们整整坚持了十四年。

在向“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宏伟目标进发的征途中，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有关“节水抗旱稻”的科创故事，必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思索、更多启示。

“稻田越缺水，节水抗旱稻越精神。”罗利军弯下腰，随手拔起一颗稻，捻一捻根茎，告诉走在一旁的中共上海市委农办主任孙雷，“你看，这根茎多结实。今年这片田的收成，应该比预想的好！”

7月30日，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石塘镇。艳阳高照，气温高达40℃。连续十余天35℃以上的高温烤炙，稻田里见不到一丝水迹，稻禾却在烈日下茎秆粗壮、葱绿依然。

这里是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节水抗旱稻“旱优73”的百亩示范基地，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学家罗利军边走边谈，描述着如何将这片百亩示范田拓展成千亩、万亩乃至辽阔无际。

这样的示范基地还有很多，分布在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省区，以及印尼、老挝、越南、肯尼亚、赞比亚、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南非等亚非国家。另外，节水抗旱稻还在新疆、黑龙江等地开展适应性试验。

杂交节水抗旱稻“旱优73”

目前，节水抗旱稻已经形成省级以上新品种审定的有“旱优73”“沪旱15号”“沪旱3号”“沪优2号”“旱优8号”和“沪旱61”等全系列品种。在灌溉条件下，其产量、米质与水稻持平，但可节水50%以上；在“望天田”具有较好的抵抗干旱能力；栽培上，简单易行，投入低，节能低碳环保。这些被称为“像种麦子一样种稻子”的稻谷新品种，年种植面积已超过百万亩。

孙雷此行专程来察看酷暑中节水抗旱稻长势，并为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节水抗旱稻合肥区域中心揭牌。随行人员还有上海市农科院党委书记、院长蔡友铭和市农口相关部门负责人。5年前，市农委专门成立“上海节水抗旱稻工作组”，支持“节水抗旱”研究领域的深度探索与品种产业化，推动这项上海原创的重大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全国。

“我盼着我们的节水抗旱稻能尽快推广到1000万亩，让这个‘上海原创’的‘绿色超级稻’能惠及更多饥渴的土地；我更盼着我们的研究团队能尽早找出‘旱稻密码’，将节水抗旱稻的节水、抗旱、少施肥、少打农药等‘绿色品性’赋予更多农作物，为世界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作出‘上海贡献’。”罗利军说。

2016年，“节水抗旱稻”项目在学科建设、成果推广、基础研究等方面全面发力。农业科研人员深入骨髓的乡土情怀，与上海海纳百川、开明睿智的‘都市基因’深度融合，显得不可或缺

2016年，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可谓好事连连，其核心科研项目节水抗旱稻在学科建设、成果推广、基础研究等方面全面发力。

今年年初，由基因中心起草的两项农业行业标准《节水抗旱稻术语》和《节水抗旱稻抗旱性鉴定技术规范》获得农业部批准，4月1日起实施。自从2009年10月12日罗利军在“第三次世界干旱大会”上首次提出“节水抗旱稻”概念，经过几年的理论与实践摸索，如今基因中心终于贡献出两项“国家标准”。这意味着节水抗旱稻正式建立操作规范、获得行业认可，这对节水抗旱稻的学科建设、育种研究和产业发展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

4月18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基因中心研究课题《水稻遗传材料的创制保存和研究利用》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十多年来，基因中心围绕节水抗旱稻的研究成就斐然，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今年新获的奖项是首次在“基因资源保存与创新”领域获得大奖，标志着基因中心在水稻遗传材料的创制保存与研究利用上，同样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7月22日，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登陆“新三板”。作为基因中心节水抗旱稻的产业化平台，天谷生物从此迈入资本新里程。天谷生物的国内市场，目前主要分布在沿淮、长江流域和华南、西南等区域，在安徽、湖北均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已在东北、西北及非洲安哥拉和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开展节水抗旱稻的试种示范和推广，一批苗头品种展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7月25日，《自然（Nature）》杂志出版集团旗下的子刊《Scientific Reports》在线发表了基因中心研究团队发现的一个新的抗旱基因OSAHL1。研究发现，该基因在水稻上超表达可以同时改善避旱性和耐旱性，即将两种重要的抗旱机制整合起来。而此前的研究认为，水稻的避旱性和耐旱性具有不同的遗传基础，即由不同的遗传基因控制。基因中心研究团队对OSAHL1基因的最新发现，意味着他们在寻找“旱稻密码”的漫漫征途中再下一城。

为什么节水抗旱稻项目今年能全方位提速？“这一切，既来之不易，又顺理成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罗利军显得十分淡定。

他知道，“节水抗旱稻”如今获得“动力加速度”，离不开整个科研团队十几年来的顽强坚守，离不开方方面面持续不断的呵护支持。其中，作为农业科研人员，罗利军和他的研发伙伴们深入骨髓的乡土情怀，与上海海纳百川、开明睿智的“都市基因”深度融合，显得不可或缺。

他们来了，他们做了，他们做成了。他们将一个纯粹的“自选动作”做成了“国标动作”，向世人讲述了一个有关上海科创的传奇故事。激活这则传奇的核心基因，就是上海固有的“创新张力”

有人说，科学创造往往是不期而遇的，就好比孩子在大海边偶然捡到一片美丽贝壳。

这话有道理。对上海而言，如今存放在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荣誉角上那一堆奖牌、奖杯和荣誉证书，以及生长在中西部地区和南亚、非洲广袤田野里百万亩节水抗旱稻，看上去全都像是一场“意外的惊喜”。

在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农业本属于边缘地带，稻谷则处于边缘中的边缘。即便是如今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提速，农业科创也很难说有更多机会站上舞台中央。

罗利军和他的伙伴们原本都是“外来的和尚”。当初赋予他们的科研任务是要建一座农作物基因库。别看“节水抗旱稻”现如今声名鹊起，可当年研究起步时，别说获得科研经费，连科研立项都难。这个项目最初的探索，更像是这个团队的“自费革命”。

然而，他们来了，他们做了，他们做成了。他们将一个纯粹的“自选动作”做成了“国标动作”，向世人讲述了一个有关上海科创的传奇故事。

节水抗旱稻演变过程示意图曹冬宇制图

“这个故事之所以能演绎出‘传奇’，我觉得其核心桥段还在于‘这里是上海’。”市政协常委、农业界别活动召集人、市农科院原党委书记、院长吴爱忠说，“激活这则传奇的核心基因，就是上海固有的‘创新张力’。这些‘创新张力’则来自对科技领军人物的高度信任、对以制度创新呵护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

故事是迎着新世纪曙光渐次展开的。1999年1月13日，上海市农村工作会议确定设立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库，作为上海农业面向21世纪的一项重大战略布局。2000年1月4日，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库项目获准立项，这也是当时上海农业科技单项投入最大的项目。

执掌大项目，得有重量级选手。求才若渴。当年市农科院领导“八顾茅庐”，2001年5月1日，终于将就职于中国水稻所的知名科学家罗利军研究员及其科研团队引进到上海。2002年7月27日，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正式挂牌。在面向未来的全球基因资源争夺平台上，罗利军和他的团队披挂上阵。

“说实在话，这些年我们一路走得有些磕磕绊绊。”基因中心育种团队负责人余新桥研究员说，“我们能在节水抗旱稻研发上取得一些成绩，得为上海能充分尊重科研领军人物的胆识和气量点赞。”当年他与罗利军一起举家迁沪。十几年来，他陪着罗利军几乎走遍了中国的田间地头，一起选育出节水抗旱稻的一个个新品种。

一切科创活动都是人做出来的。科学发现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必须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能不能让领衔科技专家享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往往成为科创成败的关键因素。

从最紧迫的问题着手思考，从最薄弱的环节着手行动。唤醒沉睡的旱稻，追寻“旱稻密码”！这是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征途，也是一条荆棘丛生、峭壁林立的艰难险途。在这条从没有人走过的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邂逅新的风光、新的希望

基因中心开张后碰到的第一大难题，就出现在科研方向、技术路线的选择之上。

初进上海的罗利军意气风发，带领伙伴们迅速投入到作物基因资源的收集与保护工作中。一座囊括禾谷类、蔬菜类、油科类和药材类等类别、可保存总量超过20万份的种质资源库迅速形成。这座常年保持低温、超低温的“种子方舟”，其规模仅次于北京的国家种质库，目前以每年近2万份种质入库的速度稳定扩容。

对种质资源，只知道收集保护，那是“土财主”做派。在筹建基因中心的日子里，罗利军思考更多的是评价研究与开发利用。作为领军者，他有责任选择一个有发展前景的科研方向，带领团队从资源宝库中发掘金矿。只有这样，他们的作为才能与上海丰富的科研资源、开阔的国际视野以及基因中心的高起点定位相匹配。

罗利军长期从事水稻遗传资源的基础与应用研究。上世纪90年代，他参与国家“超级稻”研发计划，曾选育出我国首个三系法亚种间杂交水稻“协优413”，亩产达719千克，被列入“七五”期间农业重大成果之一。

“从最紧迫的问题着手思考，从最薄弱的环节着手行动——这是罗老师教给我们最管用的科研方法论。”基因中心资源评价创新实验室副研究员夏辉博士说。

搞农业科研的人，对纯净乡土、淳朴农民总是怀着深深的眷恋。

那时候，超高产的“超级稻”是一个“大热词”，可“大热词”往往遮蔽了大问题。一俊遮百丑哇。罗利军审视着自己的科研路径。他发现，“超级稻”可以说是“娇惯”出来的，需要良田、富水、高肥、多农药、高投入。可这每一个前提背后都蕴藏着危机。我国4.5亿亩稻田中有70%属于中低产田，干旱、缺乏灌溉条件是导致低产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组数据更让人揪心：全世界30%的农药和40%的肥料都用在中国，但农药、化肥的利用率只有30%，更多地渗入土壤的水循环系统，久而久之便污染了土壤。同时，水稻田灌水期土壤里的物质分解，释放出大量甲烷，成为大气环境污染的重要源头。

有两段学术经历在他脑海中浮现。

1998年，罗利军在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所查阅资料，一组数据引起了他的关注：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耗水量约占全国总耗水量的70%，其中水稻又占了农业生产耗水量的70%。“这不就意味着，仅仅水稻这一种农作物，就消耗了一半以上的淡水资源？”

“超级稻”是“泡”着种的，但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充足的淡水。2010年至2012年开展的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结果证实，我国的河流与湖泊正在快速减少，全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仅有2.3万条，比此前长期沿用的5万多条减少了一多半。资料显示，每年我国农业灌溉用水缺口为1200亿立方米，几乎相当于十个西湖。

另一个场景发生在1988年。那是他从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的第二年，在广西老山考察品种资源，看到农民种在山上的旱稻。农民每年3月份上山放一把火，在灰烬中将稻种撒下去。种子就着清明时节的雨水发芽成长。此后就一直“放养”，不施肥、不打农药，也不用淹水，直到11月份再上山收割。在海南五指山区黎族聚居地，这种刀耕火种的传统旱稻也随处可见。只不过，全靠“望天收”的旱稻，亩产一般不会超过200千克，米质不佳，所以一直没有受到学界关注。

这些神奇的旱稻资源，此时正在国家的“种质库”低温环境里沉睡。

旱田里，传统水稻与节水抗旱稻枯荣分明

此时，罗利军突然灵光一闪：为什么不能唤醒旱稻，将旱稻抗旱性强、不用淹水种植、少打农药、少施化肥的品性导入水稻，培育出既保持“超级稻”的高产、又保持旱稻的绿色特征的新型绿色稻种？水稻是模式作物，如果能破解旱稻节水、抗旱、抗病虫害的基因密码，那对世界作物的绿色生长将带来什么影响？

唤醒沉睡的旱稻，追寻“旱稻密码”！

罗利军知道，在“高产”仍然左右着政策导向和社会舆论的时代，另辟蹊径必然招致怀疑、必将忍受孤独。但他确信，这是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征途，也是一条荆棘丛生、峭壁林立的险途。在这条从没有人走过的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邂逅新的风光、新的希望。　　如果当初他们没有坚持对科研方向的选择，今日沪版“旱稻家族”的傲人业绩会出现吗？历史没有如果。“应该看到，我们最初那些还显得朦胧的科研设想，得到的是包容而不是扼杀，这正是我们的科研环境中最有韧性、最为珍贵的地方。”

团队伙伴的支持，让罗利军信心倍增。

要选种、培育，要检测、繁殖，建基地、上仪器、添人手，当然是要花钱的。项目建议一提出，主管机构很疑惑：在上海，搞水稻干嘛？在都市农业体系里，水稻属于边缘学科，哪里比得上蔬菜、水果、花卉等切合城市需求。立项请求遂束之高阁。

怎么办？打退堂鼓？不行，既然看清了方向、摸准了问题，那就等不得，自费也得干，先做出点名堂再说。科学家的责任与使命，不是用来贴金的。

当时，基因中心开办费仅仅20多万元，主要用来收集种质资源，本就不够花。有道是，一扇门关上了，一扇窗户打开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看中了罗利军的思路：一旦罗利军的设想成为现实，必将润泽非洲以及全球各地那些饥渴的土地。

“这项科研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太多，即便是国际合作项目的钱，罗老师也是算计着用，一个子当两个花。”基因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龚丽英说。

选育制种离不开南繁。2002年冬，他们来到海南陵水。一块弯弯曲曲的13亩稻田，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简易房，这就是他们当时所能凑齐的全部家当。如此简陋的微型“基地”，让慕名前来的国内外同行大为惊讶。“先别管大小好坏，有总比没有好。”罗利军说，“我本就是个农民，就像农民那样，有多少钱办多大事，等以后有本钱了再升级也不迟。”

向着一个未知的领域，一行人就这样隐忍出发了。日复一日的田间奔走，改了又改的实验数据，挫折、失败、茫然、惊喜交织在一起。“一万次打击，换来一粒种子”，这是育种行业的常规。幸运的是，他们遇到两次大的科研瓶颈，都迅速找到了突破口。“我们这个团队充满了乐观与豪情。即便是一场台风暴雨毁掉了一切，大家挥一挥眼泪又接着干。”基因中心副主任、遗传育种专家梅捍卫研究员说。

天道酬勤。2003年，基因中心选育出世界上第一份杂交旱稻不育系“沪旱1A”，表明中国在全球杂交旱稻的研究中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2004年，世界首例杂交旱稻组合在上海诞生。

云南中缅边境高山上的传统旱稻进入收获季节罗利军摄于2014年11月9日

此时的节水抗旱稻已今非昔比了。各类大奖扑面而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上海市科委重大项目、国家“863”项目、农业部“948”项目先后伸出了橄榄枝。2008年，比尔·盖茨夫妇现场考察了罗利军的试验田，随后盖茨基金立项资助，为全球干旱少水国家培育节水抗旱稻。项目拓展、团队建设等也得以加强。此后，一系列籼型、粳型杂交节水抗旱稻品种先后问世，并通过相关审定。在节水抗旱稻研发上，基因中心始终领跑全球。

谁能相信，一个处在边缘地带、“自作主张”上马的水稻研究项目，就这样稳稳地站在世界的镁光灯下。如果当初他们没有坚持对科研方向的选择，今日沪版“旱稻家族”的傲人业绩会出现吗？

“历史没有如果。对科学研究来说，始终坚持正确的判断与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同等重要。”罗利军说，“应该看到，我们最初那些还显得朦胧的科研设想，得到的是包容而不是扼杀，这正是我们的科研环境中最有韧性、最为珍贵的地方。”

引领性科技成果率先碰到了“政策天花板”。走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何其难也。“搞农业科研，田间连着实验室。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我们不仅要将论文写在科学的高峰上，更要将论文写在广袤的田野上，虽万难而不辞。”

节水抗旱稻能让“望天田”变成“保产田”，最开心的是农民。

今年4月，贵州遵义市遵义县团溪镇五龙村红星组，村民刘世祥正在自己的稻田里忙乎。

五龙村的稻田动不动缺水，收成一直难稳定。一旦遇到高温旱季，播种超级稻经常就颗粒无收。怀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年刘世祥从种业公司领来“旱优73”，试种了6分田，没想到秋后打出了干谷425千克，产量比原来的品种高多了，米质还更香。更开心的是，跟原来相比，他至少节省了两次给稻田灌水。

杂交节水抗旱稻“沪优2号”丰收在望

2013年，天谷生物与贵州百隆源种业公司合作，开始在贵州省遵义市进行节水抗旱稻的引种试种，在遵义县团溪镇的试种面积近50亩，团溪镇五龙村是试种点之一。五龙村4320亩土地中，有近千亩属“望天田”，一般只能种玉米。如今种上了“旱优73”，这种节水抗旱稻表现出早熟、耐旱、产量高、米质优的特点。刘世祥和其他村民尝到了甜头，想扩大种植面积，但天谷生物、百隆源种业却难以满足村民的要求。

一边是农民由将信将疑到深信不疑，想放开手脚干；一边却是种子难以供货，有心无力。其间的“肠梗阻”在哪里？目前，我国对于新育成的主要农作物品种，除了育种者对自己选育的品种在稳定后进行评价外，还需参加由所在省种子管理部门组织的品种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达到审定标准后，通过省级审定，才能在该省推广。若要在全国推广，还要进行国家级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经过国家审定后，才能依法推广。

一个专家认可、农民欢迎的稻谷新品种，为何试种三年仍难通过区域品种审定？“关键在于，我国现行的品种审定制度是在追求‘高产出’的背景下形成的，对追求‘绿色产出’的新品种造成有形无形的钳制。”天谷生物董事总经理金祖平说，“节水抗旱稻遭遇的‘贵州困境’，是政策调整滞后造成的‘合法性障碍’，引领性成果率先碰到了‘政策天花板’。”

与贵州不同，“旱优73”2014年通过安徽省的品种审定，目前全省种植面积达有50万亩，主要分布在淮河流域泄洪区，在缺水田里，其亩产仍能保持600千克左右。“‘旱优73’之所以能拿到‘安徽牌照’，我们简直用尽了洪荒之力。”天谷公司副总经理张剑锋说，“由于目前我国对节水抗旱稻这类“绿色超级稻”，没有相应的区域试验和审定体系，节水抗旱稻必须参与水稻的区域试验，放弃了节水抗旱特性，与水稻比产量、比米质、比抗性。也就是说，我们的节水抗旱稻要通过外省品种审定，就要在现行制度中与常规水稻在高产区试田中‘PK’，即放弃优势，依然要‘取胜’。”

基因中心节水抗旱稻属于典型的“两头在外”：生产加工基地和主要市场都不在上海。上海本地种植面积太小，新品种要在这么小的盘子里插上一只脚，容易么？为了找地播种，他们甚至费尽心机找到一块工业抛荒地来试验“望天收”。

一个品种审定，就这样绊住了新成果。走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何其难也。在基因中心科研团队，畏难情绪时有发生。有人说，毕竟是科研机构，做好研究、发发论文，那是本分；做推广，既然这么难，政策有障碍，吃力不讨好，那就算了吧。

罗利军挺住了。他与研发团队反复交流，坚定共识：“搞农业科研，田间连着实验室。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我们不仅要将论文写在科学的高峰上，更要将论文写在广袤的田野上，虽万难而不辞。”

“科学家团队持股”，那时还属于新鲜事物。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市场用尺子撑大了政策的边界，这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出上海的‘创新张力’。这正是上海吸引创业者的地方。”

“其实，罗老师也有挺不住的时候。”说到节水抗旱稻的产业化困境，张剑锋笑着说。他指的是罗利军愤然提出辞职的一段旧事。

2011年年初，基因中心决定成立一家专业的种子公司，作为节水抗旱稻的推广平台。这家公司以股份制方式设立，由代表国有股的农科院，以及企业家团队、科学家团队共同发起、共同持股。提出投资的企业家原本也是学农出身，做其他生意发展起来之后想反哺农业。但这位投资人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必须由罗利军担任企业董事长、法人代表，新公司运作要借用他作为著名农学家的名头；二是基因中心科研团队最好全员持股，新公司要用成果转化收益来凝聚科研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以设立股份公司的形式来推广节水抗旱稻，是基因中心多年摸爬滚打的结果。在第一个品种出来时，罗利军就在谋划推广载体。2005年，基因中心成立科技服务办公室，借助基因中心工会下属的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职工技术协会这个法人实体，做一些简单的推广，开始在各地试种“旱优2号”“旱优3号”“沪旱15”等品种，结果各地试种表现不错。为了进行专业化开发，2008年，在市农科院的支持下，成立上海旱优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个专业化国有种子公司呈现雏形。但国有企业难以解决股权激励、增资扩股等问题，运作两年之后，公司逐渐窒息。

“我们那些年到各地推广，看上去就像‘打游击’。真要上战场，还得‘正规军’。”张剑锋几乎全程参与了节水抗旱稻的市场推广，对此中的尴尬与艰辛深有感触，“寻求规范的股份制公司运作形式，就是我们不断试错后的产物。”

“科学家团队持股”，那时还属于新鲜事物。罗利军显然又碰到了一块“政策天花板”。设立股份公司的报告打到市农科院，可谁也不敢贸然表态。

“我当时提出辞职到大学教书，是带有一点情绪的，但也确实是真心话。”罗利军说，“农业科技成果一旦不能有效转化，农业科研本身也就难以持续、难以突破，再在这里做下去就失去意义了。”

对科研中出现的新事物，市农科院党委没有懈怠。他们一方面派员去有关部门了解相关政策界定，一面与科学家、企业家团队协商解题之道。

“对公务员参与企业持股，政策有明确禁令。而基因中心是事业单位，尽管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方式管理，但没有一条政策对此下了明确禁令。”龚丽英说，“后来院党委专门为此召开会议，同意了基因中心的报告。‘科学家团队持股’直到2015年上海‘科创22条’出台时才得以明确。我们在2011年就率先‘吃螃蟹’，无疑是一项突破，农科院党委为此是承担过责任的。”

就这样，2011年3月，上海天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顺利成立。2012年2月15日，天谷生物作为首批19家企业成功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正式成为一家运作规范的高科技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今年7月22日，天谷生物在“新三板”上市，节水抗旱稻“育、繁、推一体化”步入快车道。

“当科学家挺不住的时候，组织出现了。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金祖平说，“市场用尺子撑大了政策的边界，这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出上海的‘创新张力’。这正是上海吸引创业者的地方。”

搞科研、做事业，眼睛不能只盯着眼前的柴米油盐，还要想着诗和远方。要以未来引领现在，随时为未来预留空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当比翼齐飞、不可偏废。追寻“旱稻密码”，时不我待

8月9日，福建建宁县里心镇芦田村。冒着烈日高温，罗利军一行深入“旱优73”制种基地。此行目的主要是验收制种田产量。

生产足够的优良种子，是推广新品种的前提。对于杂交水稻来讲，一是要进行繁种，即繁殖亲本；二是要用亲本进行制种。建宁是制种福地，全县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数十家种业企业，制种面积达十多万亩。天谷生物是该县种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在这里的制种面积超过5000亩，其中芦田村有制种田1000亩。

罗利军叮嘱随行人员物色好稻田，争取明年将建宁的种业基地拓展到一万亩以上。他说：“搞科研、做事业，眼里不能只盯着眼前的柴米油盐，还要想着诗和远方。要以未来引领现在，随时为未来预留空间。”

在罗利军的设想中，基因中心要“夯实一个根基、建设两支队伍”。“一个根基”就是生物基因的收集、保护与利用，让“种子方舟”不断壮大；“两支队伍”一在基础研究、一在应用研究，两者当比翼齐飞、不可偏废。

从初来上海时的11人，到如今近百人，基因中心研发团队在不断壮大。其中，基础研究队伍的结构不断完善、优化。罗利军说：如今绿色发展深入人心，全球各地科学家都在寻找特异资源测序，寻找耐旱、抗病、高营养等遗传因子用于改良农作物。追寻“旱稻密码”，时不我待。

“咬定青山不放松，是科学研究的优良品质。”在当天的田头座谈中，罗利军告诉他的研发伙伴，“你们中不少人是我的学生。我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找到‘旱稻密码’，我希望你们接着找。你们找不到，你们的学生继续找。我们要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情怀和血性。”

“旱优73”制种的验收数据出来了，结果超出预期：每亩实收稻种288.2千克，一举突破250千克！一般制种亩产在200千克左右，“旱优73”制种明显属于高产。

这一天，正值罗利军55岁生日。受制种高产的激励，罗利军欣然填词一首《水调歌头·制种》：

才观崇阳种，又喜建宁丰。千里山河横跨，仍是稻飘香。任凭风吹浪打，有我志士同仁，谈笑凯歌还。子在天上曰，胜者如斯夫！

　　省资源，保环境，盼天谷。真爱洒向人间，五洲尽开颜。最喜人才辈出，员工发奋图强，齐心绘鸿图。五五不服老，愿作耕田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