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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峰会】专访赵春江院士

核心提示: 5月8日,2021智慧农业产学研生态峰会开幕式在我校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一楼大报告厅举行。记者对赵春江院士进行了专访。

问:赵春江院士,您好!近些年,新兴的智慧农业是大家关注的热点,那么当前智慧农业在国内的发展有哪些短板?我们国内现行状态下实施智慧农业,您认为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发展?

赵春江院士:当前,智慧农业全社会都很关心,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也提出要推进智慧农业的发展,“十四五”规划里也明确把建设智慧农业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从全球来看,智慧农业发展很快,我国的智慧农业虽然发展的早,但的确还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

第一,要解决技术供给不足的问题。目前,我们智慧农业的核心技术是短板。以传感器为例,我们虽然有传感器,但不全面。智慧农业中要进行智慧生产、智慧决策和智慧管理,首先必须要有信息,其中传感器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信息获取的手段,但有些高端的传感器我们国家是没有的。如农产品低温灭菌测压力的高压传感器,拖拉机运行过程中对机器自身运行状态监测的传感器,以及检测土壤营养的传感器等,我们是很缺乏的。可以说,传感器已成为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的瓶颈问题。其次,在模型和算法上也很薄弱。由于过去我们整个农业科学基础研究比较薄弱,缺乏基础研究,特别是对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不够,数据缺乏,导致一些模型、算法技术不高。实施智慧农业不仅是要解决信息的决策和分析的问题,还要解决实施的问题。实施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智能化的工具、装备上,比如我们现在的农机传统式的较多,而在我们自动驾驶汽车的制造中有一个数字化的底盘却没有用到农机制造中;再比如基于总线通信技术的控制单元的开发,对于拖拉机在田间作业中动力换挡技术的提升有很大作用,这方面我们也较为薄弱。而以上这些让智慧农业中急需的智能化农机依然还很欠缺。

第二,要优化我们生产的组织方式。目前,我国实行以家庭经营承包为基本的生产组织方式,像南方的小地块以及丘陵地带,土地的碎片化程度很高,这就会导致智慧农业技术投入后,边际效益不高。国外主要依靠大规模生产,投入智慧农业的技术体系之后,所带来的技术边际效应是比较大的。所以,从当前生产的适用性角度,需要变更我们的生产组织方式,土地流转就是其中一个。未来,随着现代新型经营主体让家庭农场、大型龙头农业企业发展壮大,土地在生产经营中适度和集中,为智慧农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条件。这样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因地制宜的、适合我们国家的这种中小尺度规模的智慧农业的技术模式。

第三,要解决政策问题。农业具有典型的社会性、基础性和公益性,其效益远比工业领域低。所以,在这个方面国家要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引导,鼓励农民应用新技术,降低农民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成本,提高效益,这样才能让生产经营主体由自愿应用这种新技术的愿望和驱动力。目前,国家政策在积极制定,但还缺乏系统化、配套化的政策体系

第四,要解决人才问题。当前,科研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重点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里有一批创新和推广的人才,但人才的数量远远不够。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生产形势在全国各地千变万化,类型也非常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从学校将来人才培养角度,本科生、硕士或博士,应该培养信息科学、农学、机械装备等多学科交叉的人才,形成团队人才体系。他们能分析我们农业的需求,找到农业发展问题,还能找到完整的技术解决方案,并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实际的技术。

以上四个方面是我认为当前我们国家发展智慧农业的一些瓶颈的问题。

问:赵春江院士,您好!就武汉地区发展智慧农业高端人才您认为是否具备优势?为什么?

赵春江院士:对一个区域来说,武汉是很有优势的。武汉高校资源较多,高校数量在全国处于前列,而且理科、工科、农科等的高校都有,所以培养复合型、交叉型人才具备先天性优势。对一个学校来说,有不同的学院和专业,鼓励培养不同专业跨学科的复合型、交叉型人才也具备优势。

由于这是一个新鲜事物,各个学校在推进过程中没有经验可循,采取的模式、路径都不太一样,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但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我国农业对智慧农业人才的需求更加明确,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会越来越清晰,也会更加有效。

我想未来武汉地区一定会培养出一大批复合型、交叉型的智慧农业高端人才,推动我国智慧农业的发展。

(记者 徐行 采访)

责任编辑: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