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华农的历史上、土地上，孕育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德高望重的师者，他们为学校、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影响并推动了“三农”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如今，斯人已去，风范长存。这些学术大家、教育大家的严谨的科学精神、深邃的教育教学思想、动人的育人故事是学校宝贵的校史资源和育人财富。本期，南湖新闻网【我爱我师】栏目隆重推出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胡胜博士撰写的纪念陈华癸老先生的长文《百年华癸》，文中记述了先生的成长历程、办学思路、科研追求、立德树人的情怀，读来让人感怀。现将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百年华癸

谨以此文纪念陈华癸先生诞辰100周年；回溯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学科发展历程；祝贺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成立20周年

胡 胜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4年5月17日上午，华中农业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剧场，包括多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在内的600多名观众正静静地观看一部讲述一个人生平的微电影，光影之间浮现主人公的身影和音容，他，就是陈华癸。

这是华中农业大学举行的陈华癸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一个场景。

陈华癸，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教育家、杰出微生物学家和土壤学家。陈华癸是我国土壤微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1946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土壤学系，1948年在武汉大学筹建了农业化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后，他在华中农学院（今华中农业大学）设立了土壤农化系并任系主任。

这个土壤农化系，正是今天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源远流长的起点。

视野·开拓

1932年春天，正式进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的第一年，刚满18岁的陈华癸与导师张景钺（时任北京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曾有过一次关于人生意义的长谈。张先生以自身胸怀社会、孜孜求索的处世治学垂范深深感染了陈华癸，就此决定了这个年轻人之后一生的志向和人生道路。

1940年，中国国内正处于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同时几乎所有的通关口岸都被日军封锁，陈华癸从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几经波折，辗转一年多的时间，才终于途经美国回到祖国，在庚款基金的资助下，于昆明的西南联大清华农业研究所汤佩松（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教育家；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教授主持的植物生理研究组开展糖降解研究工作。植物学一直是陈华癸有意识主攻的方向，虽然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但从在北大生物系学习开始，受导师张景钺的影响，他一直立志为国家的农业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半年以后，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陈华癸受聘于位于成都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张乃凤（著名土壤肥料学家，时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土壤肥料系主任）主持的土壤肥料系任研究员，一年以后升任技正（相当于司局级总工程师、总农艺师职位）。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期间，陈华癸在抗战时期条件艰苦和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围绕“农田绿肥”课题开展研究工作，与同事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紫云英根瘤菌的专一寄主属性，奠定了我国早期土壤微生物学的基础。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陈华癸的夫人周如松回到母校武汉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创建了金属物理专业。1946年，中央农业实验所也因抗战胜利迁回南京，陈华癸应北京大学农学院之邀担任教授，根据自身的志向和优势，开创了全国第一个土壤系并任系主任，招收了我国土壤学的第一批本科生，这就是中国现代土壤学系的肇始。同年，武汉大学农学院恢复。

当时的北京大学实行一年一聘制度，1947年，陈华癸聘期任满，同时由于湖北是中国水稻的重要产区之一，有研究水稻土壤的天然优势，陈华癸应武汉大学之聘，担任农学院教授。此时的陈华癸意识到农业化学技术对农田土壤肥力保持的作用，于是在次年，创建了农业化学系并任系主任。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农学院和湖北省农学院以及中山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大学、广西大学、湖南农学院、江西农学院的部分系（科）合并，组建成立了华中农学院，陈华癸随之任华中农学院教授，同时建立了土壤与农业化学系（初期称土壤肥料系）并任系主任。在长期的科研与实践中，陈华癸将农业归为三个主要问题，1954年，他的学生张世贤（原农业部农业司副司长，教授级高级农艺师）毕业被分配到农业部工作，陈华癸对他说：“期望你今后挑起三副担子，就是土壤、肥料和农业微生物。”陈华癸认为必须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消除土壤地产因素，提高土壤肥力；要通过合理施肥协调生物与土壤之间的供需矛盾，促进作物优质生产，提高经济效益与土壤肥力；要充分研究微生物对改进植物营养条件的作用，尤其要着重研究微生物固氮在豆科作物上应用。

陈华癸尤其重视土壤微生物方面的科研工作。1936年，陈华癸远赴重洋，到伦敦大学的第一年，就是在卫生与热带病学院学习细菌学，原因很简单，细菌是很多作物病害的主因，没有细菌学基础，妄论振兴农业。1937年，已拥有细菌学基础的陈华癸来到洛桑农事试验站，师从土壤微生物学家桑顿(Henry Gerard Thornton,1892-1977)深入研究土壤微生物，着重研究了根瘤与共生固氮的关系，也是从这里，开始了他与农田土壤、与根瘤菌之后半个多世纪再不能分割的夙缘。

自从武汉大学任教始，陈华癸一直亲自主讲《土壤微生物学》和《高级微生物学》等课程，执教当年（1947年）即主编出版《土壤微生物学》初版教材。1953年，华中农学院成立的第二年，陈华癸即建立了微生物教研组，当年7月，即开始招收土壤微生物学研究生。1956年，陈华癸被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名，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武汉微生物研究室，即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1959年，陈华癸主编出版了《微生物学》初版教材。1961年，陈华癸当选第一届湖北省暨武汉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之后举办“全国土壤微生物教师培训班”，为建国初期我国华东、华南、西南、沈阳、新疆、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区的农业大学培养了大量专业科教人才，为我国土壤农化、农业微生物学科整体发展和生产应用起了难以估量的基础和推动作用。

1971年，受文化大革命冲击仍在学院农场劳动的陈华癸主办了农业微生物学工农兵学院培训班，1973年，第一届微生物专科专业招生。197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华中农学院恢复了土壤农业化学本科专业，同时创办了微生物本科专业并招生；1978年，陈华癸创建农业部生物固氮研究室；1979年，设立了农业微生物研究室；1981年，华中农学院微生物学科获得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同年，陈华癸出任国家科委“六五”计划固氮生物学重大问题研究组组长。

1978年11月，农业部和湖北省任命陈华癸为华中农学院院长，他以超出时代的高度，提出要把华中农学院办成一个有特色、综合性、出人才、出成果、为农业服务的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农业大学，随后领导学校在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实力提高、优秀教材编写、学生知识与能力培养、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逐步落实，成为学校80年代以后高速发展的序曲。

1984年2月，孙济中（棉花遗传育种学家，华中农学院教授）接替陈华癸担任华中农学院院长，时刻关注新兴学科和前沿领域的陈华癸清楚生物技术的重要性和发展前景，于是提议学校成立生物技术中心；1985年，生物技术协调委员会成立，陈华癸任委员会主任，同年，华中农学院更名为华中农业大学。1987年，生物技术中心正式运行，从此，生命科学逐渐成为学校的特色，为后来华中农业大学生物技术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

1990年，陈华癸主持筹建农业部农业微生物重点开放实验室，1992年，实验室通过农业部验收，陈华癸组织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并任主任，同年，陈华癸与樊庆笙共同主编的《微生物学》（第四版）获全国优秀教材奖。

1994年，微生物系、生物技术中心及中心实验室等相关人员及机构合并成立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下设微生物、发酵工程、生物技术三个系。

1998年，微生物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获国家计委批准建立；农业部微生物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获国家农业部批准建立。

2001年，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学科获国家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2002年，陈华癸因病在武汉溘然长逝，次年，国家科技部批准立项建设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三年后的2006年，实验室通过验收正式挂牌。

追求卓越·润物无声

1949年9月，希望将来能从事化学肥料工作的高以信（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如愿考入陈华癸任系主任的武汉大学农业化学系，开始上课以后，他发现陈华癸设置的课程和自己报考时的想法相去甚远，没有属于自己专业的课程，而是与生物系、化学系的学生一起学习普通植物学、植物生理学、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定性分析等课程。

原来，陈华癸重视对学生基础理论知识的培养，认为一个好的农业化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生物学家和化学家，学生不应该只在一个领域内简单的吸收知识，而应该在领域内有所创新，然后使学科得到发展。因此，陈华癸不仅安排了理学院的生物系、化学系的优秀教师传授基础课，而且要求学生选修工学院的地质学、气象学，农学院的作物栽培学、耕作学等课程，甚至开设了经济学、市场学等文科课程。

另一方面，在专业课上，陈华癸关注学科前沿，注重实践和实际应用。受时代与信息技术的限制，一些国外优秀的土壤、微生物学类杂志当时不易看到，陈华癸每逢出国考察或到其它单位交流，一定要拜访的的地方就是对方的图书馆，以查阅土壤微生物方面的专著和权威期刊的最新研究成果，然后选取精华部分编写到自己的授课讲稿中。1953年，国家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急需大量应用型人才，为了学生毕业后在农场、农校等地能学以致用，陈华癸对土壤物理、土壤化学、农业化学、土壤有机质、土壤微生物等课程不安排讲授，而安排作物栽培、蔬菜栽培、果蔬栽培、米丘林遗传学、耕作学原理等应用性课程。

校内教学及实习的同时，陈华癸每年在暑假安排学生赴南京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室（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华北农科所（现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室等地进修，向土壤领域内的知名学者学习、以加深对专业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实际工作能力。陈华癸的第一届研究生王家岭（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样评价自己当年的这一段经历：“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开阔了眼界，从此学习目的更加明确，对自己今后就业、工作以至一辈子的学术事业充满了憧憬、期待与信心。……我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顺利将微生物知识与技术成功用于工业生产实践，完全归功于7年学生时代在母校以陈老师为首的老师们的辛勤耕耘与培育。坚实的基础是我成功之母。”

“文理交融，农理结合，知行一致，授人以渔”始终是陈华癸的核心教育思想，并以他自身的行动付诸实践。陈华癸经常用猎枪来比喻高等专业教育：“高等专业教育不可能提供学生一生需要的猎物，而是提供学生一支猎枪和使用猎枪的方法，而即使是猎枪及其使用方法也是不断更新换代的。”陈华癸主编的《土壤微生物学》自1947年出版第一版以来60多年，他与他的后人们不仅跟随时代不断再版，还衍生出《微生物学》、《微生物遗传学》、《微生物生物学》、《普通微生物学》、《微生物学实验》等一系列分别适应理工科和农科不同教学要求和目标的教材，其中《微生物学》（2013年）已出到第七版，成为一部历史底蕴深厚、版本系列不断更新的经典教材，多次获国家、省部级荣誉与嘉奖的优秀教材，对我国农业微生物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对教学、科研和生产应用人才的培养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实事求是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激发了全国广大农民的爱国生产热情，在次年春季，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分别发布了《发展农业生产十大政策》、《关于1951年农林生产的决定》等文件，“奖励劳动，发展生产”，鼓励“开展群众性的劳模运动和群众性的生产竞赛”，随后中央农业部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农业工作会议，根据政务院的决定正式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爱国主义丰产运动”的号召，各地劳模与农场、合作社、互助组纷纷响应，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大规模的爱国增产运动。1952年，在中央农业部的推动下，爱国增产竞赛运动规模迅速扩大，截止1952年年底，全国有600多个国营农场和220万个社、组参加了这一竞赛运动，各地不断提出新的挑战目标，如著名水稻专家陈永康（全国劳动模范、原江苏省农科院副院长）在南京提出水稻丰产每亩千斤以上的挑战。这次“爱国主义丰产运动”客观上促进了农业人才的培养和农业技术的推广，但是政治色彩浓重，尤其在运动后期出现了大量形式主义、锦标主义、虚报产量等现象，也为后来脱离客观生产实际的“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在这样的农业生产环境和氛围下，全国水稻亩产“千斤县”不断出现，甚至出现亩产1700斤的报告纪录。陈华癸同样热心于水稻田土壤和绿肥研究，却始终以一个科学家严谨、负责的态度开展生产实践。1955年，陈华癸从胡仲紫（华中农学院教授，著名水稻专家）处获得适于培养再生稻的中稻品种陆羽132，用自己研究的绿肥耕作制配合田间管理和虫害防治，获得了两季水稻收成，第一季700多斤，第二季300多斤，合计正好超过1000斤。湖北省历来一直种的是一季稻，陈华癸用求是和创新精神，响应了国家争取水稻亩产千斤的号召，也为后来60年代中国南方大力推行双季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在随后1958年到来的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中，陈华癸依然恪守科研工作者的原则与品格，潜心在作物营养和施肥领域开展高产试验田实践，却从未提出或报告不切实际的目标与成果，对不严谨的生产报道和科研成果也从未附和或推波助澜。

1965年，为了适应双季稻绿肥耕作制推广的根瘤菌肥料需求，湖北省政府委托华中农学院办厂生产菌肥，土化系为此专门成立了建厂小组，陈华癸任组长。在生产工艺上，陈华癸提出了一个从未在实践中应用过的创造性发酵方法，主张用电解法由电解水产生的氧气提供根瘤菌生长，取代传统的直接通气法。理论上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负责技术工作的李阜棣（陈华癸的学生，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时任菌肥厂总技师）等年轻老师们考虑生产的进度，更倾向于传统成熟的通气法，但仍然按照陈先生的思路设计了发酵罐，并为此专门向省里申请了500克黄金用于制作惰性电极。随着时间的流逝，电解法没有取得预期进展，李阜棣等老师建议转为通气法，陈华癸从大局考虑，实事求是地分析实验设计中的问题，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与年轻老师们齐心协力，按时圆满地完成了生产任务。事后，陈华癸对李阜棣、周俊初（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时任菌肥厂技术员）等人大加夸奖和鼓励，认为是难得的将才。

70年代初期，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工作的郭庆元（陈华癸的学生，原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经常下农村调查稻田种豆和稻田耕作制度改革的群众经验，一次在孝感城关一家住宿条件极差的简易客栈，他意外地发现已是花甲之年的老师陈华癸一个人在一个有十几个床位的大通铺休息。原来为了真实了解农村和农业的真实情况，了解地县微生物站的实际工作状况，陈华癸没有通知地方领导，独自一人下乡接触普通农民和大队干部，以获得田间试验和大田生产的第一手资料。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了学位制度，作为学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士生导师聘任制度开始形成，1981年开始实施，到1984年之前，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资格须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审批，由国务院批准。1981年，华中农学院微生物学科获得国家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陈华癸同时获得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当年有5位学生报考陈华癸的博士研究生，陈华癸却一个都没有录取，因此未能名列国家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这是当时很多学者和教授努力争取的头衔。后来谈起此事，陈华癸说宁缺毋滥，达不到培养要求的不能勉强招收，否则会误导学生、误导国家、误导社会，影响国家培养人才大计。实际上，这是陈华癸一贯的原则和作风。早在1963年，陈华癸曾3次找自己的一位学生谈话，动员他报考自己的微生物专业研究生，并在俄语学习上给予帮助和鼓励，结果俄语考试中这位学生由于之前基础薄弱仍未通过，因此没有被陈华癸录取。1979年，范业宽（现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华中农学院土壤农化专业第一个、也是陈华癸当年唯一的一个硕士研究生，他不知道的是，笔试第二名的学生是华中农学院子弟，在录取名单公布之前，私下找陈华癸说情的人接踵不断，陈华癸丝毫未受影响，坚持录取了范业宽。先生原则严肃至此。

1981年，中文《自然杂志》4卷3期同期刊发封面文章《作物根瘤的人工诱发——生物磁学工程的新成就》和评论，报道包括小麦在内的60多种非豆科作物经人工诱导可以像豆科植物一样结瘤，自行固氮，随后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科研人员跟进报道了验证实验支持，同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消息《人工诱发非豆科植物固氮根瘤成功》。非豆科植物固氮是中外科学家一直致力研究的世纪难题，因此报道出现以后，引起国内外震动。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钱学森也认为是“了不起的成就”，建议进一步鉴定。

由于不断接到国内微生物、植保方面专家的质询，1982年1月，国家科委专门为此在南京、上海、北京组织了三场专家评议会，其中第一场在南京召开，陈华癸和樊庆笙（著名农业微生物学家，时任南京农学院院长）等应邀参加。陈华癸在现场指出非豆科植物结瘤固氮实验的缺陷和误导结瘤结论的原因，并提出了更科学的同位素验证方案。严格缜密的分析否定了非豆科作物人工结瘤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当月，《人民日报》刊发专题文章，依据陈华癸等专家的分析，澄清了科学事实。

1983年，最初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的作者利用个人关系和活动，获得国家计划委员会资助，随后通过《光明日报》直接联系到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1984年至1986年，赵紫阳几次委派专人负责相关的科学鉴定工作，协调验证实验开展和成果鉴定，国家计划委员会累计拨款超过200万人民币予以资助，期间北京大学、《光明日报》等单位亦组织座谈会讨论相关验证方法和结果。

1986年2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出一则报告文学《绿色革命的序曲》，再次宣扬“非豆科作物人工诱发固氮结瘤”的功绩，引起国内微生物领域科学家哗然。陈华癸组织樊庆笙、李季伦（著名微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等知名专家会谈，联名撰写专题报告呈报给国家及《人民日报》社，同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二十九位高、中级农业科研人员来函 〈绿色革命的序曲〉一文不该刊登》，随后陈华癸按照国际公认的验证细菌与病害关系的“科赫法则”，组织科研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实验，再次证实“非豆科作物人工诱发的固氮结瘤”只是植物根系遭线虫侵入形成的病理结构。喧嚣数年的一场伪科学闹剧至此画上了句点。

胸怀·品格

1996年以后，晚年的陈华癸因老年性再生障碍性贫血，频繁住院，他的年轻同事和学生轮流陪伴和照顾他。陈华癸培养的最后一名博士生是郭先武（现国立墨西哥理工大学基因组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教授），一次郭先武在陪伴他的时候，老先生说：“我这辈子没有发表多少文章，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我更看重年轻人的成长、学科和科研的发展，因为这涉及我们的潜力和未来。”

确如此言，陈华癸一生极其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和学科建设，一直倾自己所能为学生的培养而殚精竭虑。文革后期学术刊物发表文章开始实行实名制以后，陈华癸反对盲目地将知名专家和课题主持人列为文章第一作者，坚持研究工作的主要完成人和论文写作者应排在前面，因此常常在文章属名时把自己名字往后移；在担任华中农学院院长期间，为使更多的学生走向世界，他亲自在农业部和世界银行之间奔走争取在校内建立了首批农业相关人员出国培训基地，陈华癸的这些做法非常有力地促进了华中农学院年轻人才的成长、相关学科的发展，一直影响至今。

陈华癸一生淡泊名利，平易近人，即使身为华中农学院院长，也不配专车，甚至主动退掉了分配的住房，只与夫人住在武汉大学一栋老宿舍里；对“拔白旗”、“文革”等运动中攻击过他的人也从未计较，依旧以平常心对待，然而在学科建设和推广农业技术时，他始终站在国家的角度上思考和谋划。时任农业部部长刘瑞龙（刘延东同志的父亲）曾这样评价：“陈华癸先生是在操国家的心，很珍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百年华癸

2008年10月，陈华癸先生的铜像落成揭幕仪式在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大楼前举行，陈文新、范云六、刘更另、邓子新等陈华癸先生的弟子及数百名师生专程前来观礼，学校亦举办了“微生物学科院士论坛”等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以纪念陈华癸先生。

“杏坛设教心馨桃李三千树,皓首穷经领袖风流一百年”，这是陈华癸先生所作的一副对联，上个世纪50年代末，先生以此联点评他与樊庆笙教授编著的第一版《微生物学》教材；30年多后的1991年，他再次以此联敬贺樊老八十寿辰；时光继续流转20多年，先生百年，这幅历久弥新的对联俨然已是先生自己一生功绩和影响的真实写照。

“癸之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故曰癸。”这是《史记》给“癸”字下的定义。癸的本义是有四个握柄的夯地农具，需四人合力抬起以平整、夯实土地，后来演变为一种十字形的测量、校准土地平整度的工具，即元代《六书正讹》中所谓的“交错二木，度地以取平也”，引申为估量的意思，后“癸”被假借为纪时名词后，另造“揆”字替代使用原意。

陈华癸先生秉承民族传统知识分子的开拓与求是精神，以其一生孜孜不倦的探索与奉献历程，在我国农田土壤肥料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奠定了我国土壤微生物学的基础，成为我国土壤微生物学发展史的一个坐标。“华癸”二字，为先生的父亲陈佑之（前清秀才，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电气技士）应景偶得，竟似乎一语成谶，成为先生心系国家，脚踏实地，一生胸怀风骨与事业追求的最佳诠释，“百年华癸”，亦是土壤农化系到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一脉相承的精神与品格概括。

正是：陈年书香，沃土培田，勤读力耕心系中华大地；癸甲循复，馨坛育材，立己达人百年相承一脉。

注：

陈文新:土壤与环境微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

范云六:分子生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更另:土壤肥料植物营养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邓子新:微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药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陈华癸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及《陈华癸论文著作集》。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金安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