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穿过华农附小旁的那条狭窄的水泥路，路旁一排排居民平房矮矮地“站着”，不知名的野猫趴在树桩上“刷刷”地磨着爪子。向左转入，直走，一幢被一亩亩实验田簇拥着的二层楼高建筑出现在眼前，墙上挂着“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学实习基地”“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种子挂藏室”的牌子。走进大门，一大帮穿着白褂子带着草帽的学生围着处理还挂在植株上的种子，同时冲入鼻腔的，还有一股浓重的涩酸味儿。过道里到处堆放着成袋的种子，让原本就简陋的空间变得更加拥挤。

这就是被刘永忠称之为“工作间”而非“办公室”的工作环境，第一次见识是有些小吃惊的。工作间里，四张木质卷了桌皮的老式办公桌前后一字排着，旁边的书柜里满满地装着关于遗传育种的书籍资料。“这是刘纪麟老先生，”刘永忠指着《玉米育种学》扉页上的作者照片笑着向我们介绍道，“过几天马上就是他老人家90大寿了，我们琢磨着给他庆祝一下。”然后指着他前面的那张桌子说，“这是徐尚忠老师的桌子，他上午还在这里的。”桌子上放着的，是一包包编好号码的玉米种子。也许，这就是这些育种人们生活的常态，在低调的执着里，有信念、有传承、有感情、有滋味……

刘永忠和学生在试验田里检查套袋情况

(文|学通社记者王志琦 何能 图|学通社记者李巍峰 梁喻）1989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第二年，整个海南都处在“不屈不挠”地继续前进打基础的氛围中。随着尖锐的汽笛声，一艘轮渡驶离琼州海峡，在海天一线间起起伏伏，向着海口方向前行。甲板上零零星星的几个人，有人借着烟圈吐出旅途的疲劳，有人相互说着笑话调侃解乏。

站在甲板上有个人的名字叫刘永忠，此时他望着不远处的碧海蓝天，怔住了神，兜里揣着十堰市农科所给的一万块经费，随身背着一袋玉米种子，就这样，他向陌生的陵水南繁育种基地一点点靠近……

“不着家”的“候鸟”育种家

时光到了2015年，刘永忠已经27年没回家过除夕了。“家里人都理解，任何工作要想做出一些成就必须放弃一些东西，再说跟着我的那批学生都守在基地里，我得陪着他们。”谈起这件令常人唏嘘不已的“事迹”，刘永忠“淡定”地笑着摆手，“留在海南南繁基地还有个好处，可以趁机和全国的同行交流，平时大家都坚守在全国不同的阵地，很少机会见面。”从10月来海南，直到第二年4月，这群“候鸟”才会“飞”回家，南繁基地冬季温暖、光温条件较好，刘永忠会在此进行种子的加代、繁育、制种、科研、鉴定等工作。

刘永忠5月11号刚回华农，然而难得回家的他在学校的时间也没空着，忙着在种子挂藏室清种，将其下放到湖北各个基地播种。“再过几天得去云南西双版纳看看冬繁基地的情况。”刘永忠的育种团队共有20多个基地，总计300多亩，除了海南和云南外，湖北宜昌、十堰、襄阳及贵州等地均有分布且各有特色，从夏播到秋播，从青贮玉米到青饲玉米，说起自己的基地，刘永忠如数家珍。而他除了每年五六月在学校，剩下的时间基本都在基地间奔波。

统计种子数量，分类储藏

87年从华农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刘永忠来到了湖北十堰市农科所工作，两年后便拿着经费独立南下“包干”项目。“伙食住宿，差旅车费，基地建设，从种到收，只有一万块钱，必须掐着用，省着用，完成任务，确保出成果。”为了节省开支，他能自己动手的事就不麻烦别人。刘永忠坦言，这段经历很锻炼人，使得艰苦奋斗、产出与投入之比最大化的意识在他脑海中根深蒂固，并在日后的育种道路上始终坚持。“授粉袋5毛，沙袋2元，回形针1分5”，每一笔琐碎的科研经费，刘永忠都精打细算。

在华农老一代育种专家刘纪麟和徐尚忠的影响下，2004年刘永忠放弃当时几所育种公司抛出的高薪“橄榄枝”，重返母校。“华农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刘永忠进一步阐释着，相比较企业和事业单位，高校等科研机构能提供更自由的氛围，放手让你干，而且工作伙伴多，资源充足，学习合作更方便，有利于更好地在育种道路上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他踏下心来，一待就是十多载，致力于促进产学研合作，引进国外优势经验，做好前育种工作，为后人铺路。然而在此之前，他的“鄂玉10号”已经造就了包括奥瑞金在内的多家上市企业，成就了5位千万富翁，三四十位百万富翁。

坚守西南玉米“战线”

2012年我国玉米种植面积突破5亿亩，产量高达20812万吨，超越稻谷、小麦等作物，成为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玉米大部分用作饲料，我们所吃的肉蛋都离不开它，并且它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新能源的替代原料。”提及“战略资源”玉米的重要性，刘永忠抑制不住的自己的骄傲。但谈及中国种业的发展，他却是忧心忡忡，“中国种业市场正上演着一场中外种企的博弈，美国杜邦先锋、孟山都等跨国企业牢牢地占据着主动权，本土企业则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对待每一株玉米都严谨认真

上世纪末，目睹了跨国公司的玉米品种相继占据了东北、华北等玉米主产区，并逐步进驻黄淮海平原后，迫切寻求突破的刘永忠将目光瞄准了我国三大玉米主产区之一的西南山区。该地区包括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湘西和卾西山地、陕南和陇南山地，地形地貌十分复杂，生产条件落后，局部气候是“十里不同天”，高湿度的环境导致病虫害的频发。而抗病基因是耗能基因，且农民的播种期不一样、种植区过于分散，无法进行统防统治，因此杜邦先锋等跨国企业与部分国内育种家都不想将有限的经费过多投入给西南育种，而刘永忠看准了这个契机。

“西南地区经济贫乏，农户买不起饲料，青饲玉米的丰收是自家畜牧业的保障。但往往一场‘灰斑病’的爆发，玉米田就像打了农药似的一片灰黄，减产60%，对农户生计影响很大。”占我国玉米生产面积五分之一的西南山区成了难啃的硬骨头，刘永忠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没有将视野拘泥于国内的他，翻阅了大量的外文文献，四处奔波，寻找适合西南杂交育种的优质玉米种质。1994年，刘永忠以美国品种所选的二环系的自交系为母本，西南地区农家种质的自交系为父本，培育出了高产、高抗、稳产、广适、抗病、抗倒伏的“鄂玉10号”。新品种一进入市场就受到众多经销商和农户的青睐，推广面积逐年上升，当时的西南经销商中，流传着“不买‘鄂玉10号’，说明你不懂玉米”的调侃。截至2009年，“鄂玉10号”推广应用面积已达4000万亩以上。

“华玉11”在西南农户中博得一片好传

近几年，刘永忠团队又选育出了包括“鄂玉25号”、“华玉11”在内的几个高抗灰斑品种，确保增产目标的同时，大大提高玉米抗病性。在与孟山都、杜邦先锋等外资的博弈中，“鄂玉10号”、“华玉11”的推广成功是中国种业取得的一场大捷，刘永忠守住了“西南阵地”，带领西南农户冲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

常年与农户打交道的刘永忠，听得懂西南山区大部分的方言，在学生眼里是一位“很接地气”的老师。“和农民在一起就要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贴近他们的需求。此外，还要注意尊重他们的风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入乡随俗必不可少。同时刘永忠还用自己的农学知识推广农业技术，帮助农户解决一些具体的小困难，“帮他们捎带一些比较好的蔬菜种子，他们需要甜玉米种子我们也会帮尽力他们解决。”在刘永忠看来，与农户打造融洽的关系，也是做好玉米育种的一部分。

刘永忠和基地农户交流

“创新是找死，不创新是等死”

“美国玉米平均每亩单产650公斤以上，去年达到了670公斤，我们只有不到400公斤，先锋公司举行的高产竞赛单产将近2000多公斤，也就是4000斤，中国最高只有1000多公斤。美国玉米一斤5毛钱还赚，我们一块二毛五还会赔。”刘永忠说，看到差距，中国玉米要赶上美国玉米的“高度”，压力与潜力并存。

“育种工作不仅是科研上的创新，对市场变化、产业动态、经济走势、政治局势的分析也必不可少，科研技术是手段，让产品符合社会需求才是目的。”玉米育种行业快速的更新换代、紧俏的科研经费、与同类粮食作物的竞争给刘永忠的团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逐个查看玉米的发育状况

“创新是找死，不创新是等死。”针对外资企业侵占中国种业市场的现象，刘永忠有些无奈。刘永忠团队必须顶着每年增产2%以上的压力，才能保证本土新品种具有抗衡外企的实力，但国内不健全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却难以刺激社会资本对科研进行持续的投入。有时候，选育出的新品种仅被当作“社会贡献”，实验材料被偷窃，套牌种子招摇过市等现象的频出，导致了科研机构与本土种企在新品种选育时再三权衡。相比之下，美国从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实行知识产权发展战略，进行相应的知识产权改革，制订法律，重新界定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此举大大提高了科研创新的积极性。而在中国，受限于精通国际国内农业法规的法律人才的缺乏等因素，使得中国关于保护农业创新的法律体系迟迟没有建立起来。“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玉米亩产也只有300公斤，后来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才达到现在的水平。”应该说，中国玉米产量能“拔高”的空间还很大。

三幅美国玉米育种图陪伴了刘永忠十年

每天忙完田间事务后，刘永忠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脱下田间工作的便装，摘下草帽，他坐回了书桌前，开始攻读关于育种方面的文献，学习提高，时不时用笔在纸上写着，记录下自己的思考。很多时候，受囿雨图书馆有限的资源，他不得不托人从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找相关的资料，有时候甚至还要让人从国外捎带。“育种工作需要前瞻性。”仔细翻阅各类报刊也是刘永忠的日常习惯，他需要从当前的生态、政治、经济出发，在产量、直立性、抗逆性、收获含水量等因素中，权衡出最可能符合将来市场的突破口。

长势喜人的玉米让刘永忠开怀大笑

望着窗外绿意盎然的试验田，刘永忠微微一笑，“玉米育种这一块儿，我懂得还很少，仅解了一点点，也只做了一点点。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知道更多，明白更多，从国外引进更多，将国内种业的基础夯实一些。玉米育种，大有可为。”

人物简介：刘永忠，男，植物科学技术学院研究员。1987毕业于华中农大作物遗传育种专业，随后进入湖北省十堰农科所从事玉米遗传育种的相关工作。期间，选育出“鄂玉10号”“鄂玉16号”“鄂玉25号”等多个国审玉米，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巨大的经济效益。2004年，刘永忠回我校继续从事玉米育种工作，并主讲《种子法律与法规》课程。2013年，刘永忠团队选育的“华玉11”以1000万的价格刷新了我校单项科技成果转让的最高纪录，其主持的“高产广适且适合机械化生产的玉米新品种选育及示范”获2015年湖北省重大科技创新计划立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