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历来是科教重镇，全国重要的智力聚集地，大学、高科技人才、大学生的数量和质量，让人称羡。但科教实力没有对应为创新实力，知识存量没有带来应有的财富增长，也是令人遗憾的现实。

面对这个遗憾，方方面面都应该去检讨、去思考，是环境的问题，衔接的问题，还是创新路径的问题，资源配置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孔雀东南飞，为什么会有墙内开花墙外香，原因可能是复杂的，跟过去认为的不一样。但不论如何，丰富的智力资源肯定是城市之福，重要的是如何配置，如何开发，由谁来主导，怎样才能最大化为产业现实。只有真正的实现创新，才能为智力中心作出有力证明。（李杏）

武汉历来是科教重镇，全国重要的智力聚集地，大学、高科技人才、大学生的数量和质量，让人称羡。但科教实力没有对应为创新实力，知识存量没有带来应有的财富增长，也是令人遗憾的现实。

面对这个遗憾，方方面面都应该去检讨、去思考，是环境的问题，衔接的问题，还是创新路径的问题，资源配置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孔雀东南飞，为什么会有墙内开花墙外香，原因可能是复杂的，跟过去认为的不一样。但不论如何，丰富的智力资源肯定是城市之福，重要的是如何配置，如何开发，由谁来主导，怎样才能最大化为产业现实。只有真正的实现创新，才能为智力中心作出有力证明。（李杏）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丁烈云

抓紧留住新兴企业的“心”

“建设创新型城市，武汉有着非常好的条件——九省通衢，有着广泛的市场牵引，同时高校、研究院所云集，创新力量强大。”昨日，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为武汉的创新发展“把脉”。

丁烈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创新活动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武汉可紧紧抓住信息技术发展的机遇，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信息技术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上世纪90年代是‘单机时代’，催生了IBM、联想这些公司；到2000年，进入互联网时代，催生了百度、雅虎、阿里巴巴这些网络公司；2010年后，移动互联网提速，火了微信和微博等。如今，我们进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时代，一定要扣紧时代的脉搏。”丁烈云说。

他认为，武汉有着良好的创新条件，但如上大型企业都还没在武汉落户。信息技术与产业的结合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信息产业化”，即自主孵化大型科技公司，或让他们在汉落户；二是“产业信息化”，即利用信息技术使武汉的传统工业模式换代升级，提高竞争力。要实现这两个方面，政府需要营造创新文化，建设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软件条件，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调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双方携手、结合的积极性，打通创新链，使科技与经济更好地对接。

“对于一个创新型城市来说，拥有创新平台、创新基地也很重要”，他说，创新基地建设使人才、技术和资金汇集起来，可以吸引全世界的科学家投入创新实践。目前，以该校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精密重力测量研究设施等为主要代表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先后在武汉落地，可以说，武汉的科技创新体系已逐步建立、完备起来了，但还需要抓紧建设为公共服务的大数据平台，以留住新兴企业的“心”。

(记者黄琪)

■链接

世界著名大学的

实用技术

剑桥大学

有一位诺贝尔获奖者，是人称“试管婴儿之父”的罗伯特·爱德华兹教授，在他成功之前，在长达14年里没有任何成果。

哈佛大学

教授罗伯特·伯恩斯·伍德沃德，对现代有机合成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尤其是在合成和具有复杂结构的天然有机分子结构阐明方面。据不完全统计，他合成的各种极难合成的复杂有机化合物达24种以上，所以他被称为“现代有机合成之父”。

世界上第一部直正可以操作的自动电脑于1944年诞生于哈佛大学。制造这台电脑的人是哈佛大学的艾坝教授和国际事业机器公司的一群工程师。

牛津大学

在生物医学领域，自从弗雷明在伦敦发现青霉素后，上世纪40年代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弗罗里和蔡恩就将它投入临床应用，结果3人共享诺贝尔奖。今天用得最广的抗生素，1955年为牛津大学的爱德华·阿布拉罕发现。

斯坦福大学

1951年，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Terman）决定在校园创办工业园区，将校园的土地租给当时的高科技公司使用。这一决定不仅奠定了硅谷的基础，也彻底改变了斯坦福大学的格局，他本人也因此被尊称为“硅谷之父”。

斯坦福大学教授林纳斯·保林，195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196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是全世界极少有两次获诺贝尔奖的学者之一，而在两个方面获奖的仅有他一个人，被誉为“生物化学之父”。

斯坦福大学教授亚瑟·空伯格，1959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年，他合成了脱氧核糖核酸DNA，但是非活性的；以后的十年里，他继续研究，1967年，又在试管中复制出活性的DNA。

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教授劳伦斯于1932年发明的回旋加速器，应用带电粒子在磁场中做圆周运动的特点，能使粒子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内经过电场的多次加速获得较大的能量，使人类在获得较高能量带电粒子方面前进了一步。

香港科技大学

问及何为香港科技大学精神？“创新，没有历史包袱。”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教授接受记者专访时答曰：无论是教学科研、管理理念，还是知识转移、与企业合作，都敢于创新；而香港科技大学精神，体现在人才和实验室里。

武汉理工大学校长

张清杰

政策再细点让创新无障碍

张清杰认为，高校理应在武汉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2013年，武汉市人民政府、东风汽车公司与武汉理工大学联合成立武汉新能源汽车工业技术研究院。该校以专利技术作价1亿元进行投资，开发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和关键零部件实现了产业化，装备近千辆新能源汽车。

对于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张清杰有两点建议：一是武汉市搭建更大的平台，实现高校和武汉市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上的无缝对接；二是在“黄金十条”的基础上加大细节性政策的制定力度，在创新创业的办事流程上为高校师生开辟无障碍通道。

（记者李佳通讯员沈华东黎江东）

丁烈云

张清杰

邓秀新

熊健民

王存文

董仕节

窝在实验室根本找不到创新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昨日用“景阳鸡”讲述了他对目前武汉高校创新能力不强的感受。

我省贫困县建始县有一种体型较大、稀有的肉用型地方品种“景阳鸡”，经济价值高，市场需求旺盛，但一直在繁殖技术上过不了关。

华中农业大学顶尖畜禽专家到当地扶贫，发现是饲养人员在管理方式上出了问题。专家巧施妙招，很快这一问题得到解决。近几年，“景阳鸡”成了当地的龙头产业，市场供不应求。

邓秀新认为，科研人员如果仅在实验室根本发现不了这样的问题，正是由于走到农民身边才发现并解决了问题。“因为有真问题驱动才找到了市场需要的创新点”。

在他看来武汉高校大多还是教育、科研关起门，市场需求和高校创新资源脱节较多。市场需求多，但没机会找到真问题，有好的创新能力也得不到用武之地。

他建议，建立强有力的制度，保障高校人才到企业中去、到实际生活中去学习，让他们认识社会的需求、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让人才产生创新的火花。

邓秀新称，科研创新不能一味由政府支持，应转变观念，在本地引进建立完善的行业咨询公司、风投公司等市场要素，把第一线的创新基因与高校科研利益捆绑在一起，由市场和政府资源一起来逐步改变高校创新的观念和方向。（记者陈诚通讯员刘涛）

湖北大学校长熊健民

高校不能仅仅提供创新资源

不久前，省委省政府邀请小米科技CEO雷军作了题为《互联网+助飞实体经济》的专题讲座，让湖北大学校长熊健民感触颇多。他说：“武汉要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要营造更为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增强人才、资源、市场等方面的聚集效应。”

他认为，湖大获得“省部共建”离不开创新发展的“1+N”改革模式。即以内部管理体制机制综合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和实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与服务等多个方面的创新发展。

熊健民认为，高校不仅为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了创新资源，高校与政府在创新发展方面是互动、双赢的关系。“让学校尽可能轻装上阵抓创新、谋发展，不断探索和深化校地协同创新新项目、新机制”。

(记者黄琪通讯员王义芳石光红)

武汉工程大学校长王存文

应用性大学不与经济发展结合没有意义

武汉工程大学校长王存文曾于2004年造访加拿大，一个5岁儿童给他上了一节生动的“创新课”。

5岁的布兰克最爱看两个电视节目，一个是动画片，一个是世界上尤其是加拿大的最新科技成果。当天，小布兰克看到电视上正播一个全自动更换铁轨枕木的机器手，说“我长大就要开这个车！”随即他拿出积木，就拼起车的形状。

王存文认为，中国小孩从小的奇思妙想在培优与各类考试中被磨灭了。“有创新的意识，才能转化为创新思维、创新方法，最终形成创新能力”。

据其观察，武汉一些示范初中、高中已经开始注重学生创新性的培养，以培养未来世界级人才为目标。他表示，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大学，应该着力弥补学生创新的先天不足。

他直言，应用性大学不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没有意义，因此该校对各专业进行了重新整合，建立四个学科群协同发展创新，发挥更大学术、社会价值。

“高校的创新要从书本里钻出来。”他呼吁，政府培养一批职业经纪人，会识才、熟知市场、能资本运作，做好高校科技成果的“媒人”，真正将创新要素聚集起来。

（记者耿尕卓玛通讯员陈欣）

湖北工业大学副校长董仕节

促进创新的政策要和市场对接

去年，湖工大科研人员用手中的创新成果办公司，由过去仅有3家陡增到13家；申请各类专利近500项；技术交易额达1.9亿元，比上年增长35.7%……湖北工业大学副校长董仕节告诉记者，湖北工业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正呈现爆发式增长。

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得益于学校紧跟省市部门率先推出的相关配套政策，包括科研人员创办的企业可使用学校的有形和无形资产，使用学校发明专利零收费，师生可以在岗和离岗创业，成果转化收益的92%—97%归教师及其团队所有，将成果转化处置权、使用权、收益权下放到个人，打通科技创新与市场资源配置之间的通道。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发现相关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他举例，在科研经费管理上，目前国家和企业提供的经费都需要统一核算使用。其中企业拿出的横向科研经费需要层层报批，购买相关的设备还需要统一采购，进入国有资产，常常一项费用审核下来已经超过了企业规定的合同期。

他说，创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市场行为，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必须让他们充分有与市场对接的权力，让促进创新的政策跟市场对接，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制定政策也不能只是为了方便管理。通过项目管理的方式，放手让科研人员做事。

（记者陈诚通讯员陈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