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支教”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耳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通过支教这种方式来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但是随着支教活动的进行，各种问题和困难也不可避免的产生。近日，在第十四届武汉地区高校“爱心论坛”支教分论坛上，来自武汉地区高校的19个公益类社团的负责人就支教发展遭遇的瓶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安全担忧：来自多方的压力

    在论坛上，很多人提到了支教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安全问题。

    “我们会受到自己学校、支教的小学及当地政府等多方面的压力。”江汉大学西部支教协会负责人陈威成说出了自己的烦恼。

    陈威成解释说，由于近年来频繁出现志愿者支教过程中受伤的事故，特别是去年七月武汉大学志愿者赵小亭在贵州支教时不幸遇难，引起社会各界对支教安全的广泛担忧。学校出于对学生安全的考虑，对支教的地点、参与人数、持续的时间、支教的频率等方面要求极为严格，如果达不到要求，学校将不予支持。

    此外，更大的压力来自支教的学校和当地的政府。陈威成说，由于支教的地区一般都是在贵州、恩施等山区，学生上学都会走很多山路，这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支教大多在暑期，让学生重新回到学校，校方会承担额外的学生安全责任，出于安全方面的担忧，当地政府和学校对大学生支教的支持力度有所减弱。

    “去年去已经合作三年的贵州一所中学支教时，被校方要求将支教时间从一个月缩短到十天，”陈威成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志愿者的信心和热情。

    对于怎样保证支教过程中的人身安全，陈威成说，他们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例如，支教前会给每位志愿者买一份人身保险，并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培训，强化安全防范意识。而对支教学校学生的安全，则会实行家长签字制度，学生上学前和放学后家长要签字，学生到校后要上交家长签名，以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安全监督，防止学生在上课期间旷课外出玩耍而造成安全隐患。

    效果怀疑：能帮学生的成绩提升多少？

    “由于时间有限、教学经验不足等方面的原因，有些学校对我们的支教效果产生了怀疑。”来自武汉纺织大学心火燎原爱心社的肖龙吉说道。

    肖龙吉说，由于教学观念的差异，支教的一些乡学校只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他们觉得大学生一方面没有教学经验，另一方面支教时间太短而且没有延续性，因而对学生成绩的提高没有多大帮助。

    “我们在课堂上对学生要求很松，想营造一个自由的氛围以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但学校的老师觉得这样会让学生玩‘野’了，以后就不好管了，对学习成绩有影响。” 肖龙吉举出了去年支教时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观念的差异。

    武汉工业学院工商学院义务助学社社长冯应尧也有相似的经历，“有家长觉得对孩子成绩的提高起不了多大作用，还不如留在家里做事。”
 
    “我觉得支教更重要的是能开拓当地学生的眼界，让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和更加鲜活的知识。”冯应尧认为，要改变学校对支教效果的怀疑态度，首先要与学校和家长做好沟通，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同时也要努力提高支教志愿者的自身素质，使教学效果达到理想水平，另外，要与学校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使支教方式多元化，通过书信、电话等方式为当地学生解惑答疑，从而使支教保持持续性。

    江汉大学爱心社、华中师范大学圣兵爱心社等社团则用亲身经验从备好课、虚心请教、注意方式方法、开设精品课程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资金有限：想要做好不容易

    很多社团的负责人谈到支教发展瓶颈时都无一例外的提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江汉大学爱心社负责人王旭认为想要把支教做好做出成效，让当地人觉得满意，一定的资金保障是不可缺少的。“有很多有利于当地孩子的项目都因为缺少资金而不得不放弃，比如我们曾想给支教的小学建一个书库，但最终因为资金问题而中途放弃了”王旭遗憾的说道。

    据王旭介绍，社团支教资金的来源主要是靠自己拉赞助，有时候拉的赞助不够，就需要志愿者掏钱，也有的公司愿意提供支教资金并资助一些当地的贫困学生，但往往要求将支教学校作为宣传公司的基地，“这时候我们一般都拒绝了，因为公益不应该掺杂杂质。”

    对于怎样解决资金问题，华中农业大学爱心协会提出了三种常规应对措施，即依靠校团委拨款、收废品筹款以及发展外联。华中师范大学圣兵爱心社向到场社团分享了制作本校书签、台历等纪念品售卖筹款的经验。此外，湖北经济学院“吴天祥小组”还提出利用端午节开展“收费体验包粽子”、成立爱心班级、爱心寝室等想法。

    华中农大校团委闫小龙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提出了选择大企业、留意时政以争取政府支持、全员通联走出校园游说政府企业、不怕挫折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