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定光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当代社会生活和科技进步中所提出的诸多伦理道德问题予以了广泛关注，其学术触角主要涉猎如下伦理学前沿问题。
经济生活领域的伦理学前沿问题
集中在国际经济伦理、金融伦理、经济危机的伦理应对、财富伦理四个方面。国际经济伦理问题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而引发学者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是一个有关全球经济活动是否需要道德及需要什么样的道德基础、国家之间及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何处理、国际经济的道德秩序如何建立和维持的问题。学者们认为，国际经济伦理的构建和一致认同是经济全球化十分重要的紧迫课题，国际经济活动既不能奉行“丛林法则”，又不能遵循经济自由主义所提倡的道德原则，也不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应该在尊重各民族国家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上，以正义原则、互利原则、共享原则等为其基本道德原则，在不伤害人类生存环境的同时，经济大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道德责任，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富国应该积极援助穷国，跨国公司也应该履行相应的国际经济道德义务。
金融是国际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最为活跃的因素。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推动，我国学者对金融伦理给予了较多关注。学者们认为，金融不是纯粹的技术活动，还包含着道德因素，它要求金融行业自觉奉行金融市场的道德原则，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社会道德责任；金融从业人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不投机取巧、贪污受贿，不从事金融诈骗、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不道德的行为；金融监管机构主动遵守金融监管道德，合理处理金融领域所存在的各种利益冲突和伦理冲突，切实防范包括道德风险在内的各类金融风险。
在经济危机的伦理应对方面，学者们认为，已有的关于经济危机的伦理思想彼此区别甚至对立，各自都缺乏较强的理论解释力，所提出的应对经济危机的不同思路与对策，使经济实践变得无所适从。要摆脱这种困境，其前提是准确地理解经济危机。其实，经济危机是所有经济资源、技术性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由于人们在其经济行为中没有及时合理地处理经济关系、化解经济矛盾而发生的，是具有人为性的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与经济活动主体的道德内在相关。这就意味着，经济危机既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经济矛盾、利益矛盾的呈现方式，又是其所具有的道德缺陷的呈现方式，呈现着道德危机。与经济危机有关的道德危机分两个层面：其一是经济危机本身内蕴着道德危机。它既可能是市场经济欠缺道德的危机，又可能是市场经济道德在内容上的不合理或者错误，还可能是道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边缘化。其二是经济危机引发了道德危机。作为经济危机的社会后果，它既可能是人们对社会道德的认同危机，又可能是道德权威性的丧失甚至道德信仰的危机，还可能是个人道德自律精神的消解和其行为的道德失范。由于经济危机与道德相关，因此，对其进行伦理应对就有其内在根据。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能够超越经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伦理应对思路。
在财富伦理方面，学者们认为，财富并非是纯粹物质性的东西，它同时具有社会本性或者道德本性。财富伦理是指人们创造、占有和使用财富的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蕴含的伦理内涵和道德意蕴。其内容包括财富的价值观即关于财富价值大小的问题、致富观即关于如何获取财富及其手段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和消费观即关于使用财富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问题。它要解决创造财富的冲动力、节约财富的抑制力和合理运用财富的智慧三个问题。它所追求的是财富与人、财富与自然、财富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技术发明和使用中的伦理学前沿问题
除探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等高新医疗技术、转基因技术等生物技术、网络技术等专门技术中的具体伦理问题之外，学者们探讨了技术发明和使用中三个具有普遍性的伦理问题。在技术伦理范式方面，学者们认为，既有的技术伦理研究范式通常站在技术活动之外，对技术使用的后果进行伦理反思和批判，往往对技术的负面影响比较关注，容易产生技术悲观主义。其实，技术伦理研究同时需要关注技术设计或者发明的“内在进路”，它将目光投向技术活动本身，考察如何在技术设计中嵌入某种道德要素，使技术人工物能够在使用过程中引导、调节人的行为，把技术当做一种实现道德目的的手段。这种研究范式决定了技术伦理的内容不再局限在技术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伦理问题两个方面，决定了人们不再把道德视为技术活动之外的一种规范力量，也决定了技术伦理学家不再只是技术发明和使用中的边缘力量，只对技术使用的后果进行伦理的反思和批判，而是在技术发明、技术政策的制定和技术评估方面享有话语权。
在技术决策伦理方面，学者们认为，作为控制技术使用后果的重要环节，技术决策关系着利害得失，必定会产生伦理问题。技术决策过程的伦理问题包括技术决策伦理原则的确定以及技术决策者的伦理责任的确立等。技术决策的伦理原则包括以人为本原则、公正原则、敬畏生命原则和安全原则。技术决策者的伦理责任既包括事前责任和决策责任，又包括事后责任和追究性责任。要让伦理在技术决策中“在位”，在技术决策中需要运用三种伦理模式，即价值观模式、功利论模式和道义论模式，它们因侧重点不同而适应于不同层次的技术决策。
在技术的伦理评价方面，学者们认为，在对技术进行伦理评价时，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技术与人之间关系层面的技术人道主义原则、技术与自然之间关系层面的技术生态主义原则和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层面的责任原则。技术人道主义原则主要包括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类情感的关注以及对人性的保护等，其基本精神是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技术生态主义原则旨在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责任原则强调对自然、后代和社会的责任，要求技术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新技术的潜在风险。
政治生活领域的伦理学前沿问题
学者们认为，这一方面研究的首要任务在于弄清政治有无道德本性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是政治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它既是政治伦理学得以建立的逻辑前提，又是政治文明是否可能的内在根据。只有承认政治具有道德本性，我们才能有根据地对政治领域进行道德评价，才能理所当然地对政治主体提出道德要求。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对政治道德予以准确的定位，即政治伦理产生于哪个社会生活领域、其根本道德价值取向是什么。政治道德的定位问题，既是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政治道德才是合理的问题，又是一个关涉政治道德体系的问题。在政治道德体系方面，有人认为它包括政治道德理念、政治制度道德、政治主体道德和政治活动道德，有人认为它包括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行为主体的关系伦理和政治美德以及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社会政治理念和理想三大层面，有人认为它包括权力伦理、政府伦理、行政伦理和政党伦理，有人认为它包括政治家伦理、公务员伦理和公民伦理，有人认为它包括地缘政治伦理、文化政治伦理和生态政治伦理，有人认为它包括国内政治道德与国际政治道德。有人特别强调政治道德理念在政治道德体系和政治道德实践中的突出地位，认为合理的政治道德理念为人们确立政治行为的目的、为人们的政治实践提供动力、为人们提供衡量政治生活的标准、有利于人们把握政治世界和有利于整合人们的政治行为，并指出，政治道德理念既不能被化约为功利主义者所崇尚的功利理念，又不能被归结为自由主义者所力倡的自由或者正义理念，它本身是一个由多种道德理念所构成的整体。如果我们在政治实践中把其中的一个理念单独地抽象出来，作为指导和评价政治生活的唯一道德理念，那么，它就会给政治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就不能充分地显示政治生活的善性。在执政伦理方面，有人认为，它主要包括执政伦理理念、执政制度伦理和执政主体的道德品质三个方面的内容，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执政伦理的最高道德价值目标，以公正、平等、人道为执政伦理的根本原则。有人还分析了现代政治伦理的发展趋势，指出，这种趋势表现为：从统治政治到生活政治，从分等政治到平等政治，从人治政治到法治政治，从全能政治到权限政治，从集权政治到分权政治，从强权政治到联合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伦理学前沿问题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随意设定的，而是由当代现实生活提出的，是出于社会生活的内在需要。这就要求学者们改变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风，积极地审视社会生活所提出的伦理学问题，努力改变伦理学理论滞后于实际生活的状况，及时而合理地解答伦理学前沿问题，以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
